从“主义”到“党”：政党观念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 建党百年专题
作者简介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和西方的政党观念，均经历了宗派或朋党、代议制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政党观念转型与政治实践探索相互激荡的产物。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列宁的无产阶级建党学说，促成了中共创建者们的政党观念转型，为建党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和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第一次将“主义”与“组织”有机结合起来，二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最终成就了近代知识精英唤醒民众、救亡图强的理想。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堪称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元问题”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如下表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共建党史的研究，大多围绕这些因素展开，关注点大致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五四运动提供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早期工人运动与中共成立的社会基础等。随着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与中共建党史相关的重要史实大多都得到了澄清。尽管如此，从思想观念与政治实践互动的视角观之，中共之创建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与此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政党（如国民党、进步党）或准政党（如兴中会、同盟会）均有实质性的差异。西方近代政党概念在19世纪后半期传入中国，并于甲午战争以后广为流传和接受，为中国知识精英提供了观察时局和表达政见的新视点。新文化运动期间，随着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出现，国人政党论述的基本框架逐渐由“立宪政治”转向“国民运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并促使左翼知识分子积极探索列宁主义建党思想，进而以俄共为范本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本文拟从这一历史脉络出发，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简要梳理中国近代知识精英政党观念的演变，进而聚焦十月革命以后建党先驱对列宁主义建党思想的认知与接受，以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观念背景和历史意义。
一、政党观念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关于“党”的记载，“朋党”及“党争”也是传统士大夫政治论述中时常出现的字眼和主题。但具有现代政治意涵的“政党”概念出现于中国，无疑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西知识交流的产物，或如概念史家所说，经历了传统汉字词汇被赋予新意涵而成为一个现代概念（所谓“旧瓶装新酒”）的过程。
在传统中国政治语境中，“党”总体上是一个具有显著贬义色彩的概念。《说文解字》释“党”为“尚黑”。《论语》云：“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淮南子》云：“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耶律楚材《辨邪论序》云：“党恶佑奸，坏风伤教，千载之下，罪有所归。”《明史·赵用贤传》云：“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因此，“历史上对党的定义，无外乎党为私，党为邪，党为患；或者就是成语所说的‘结党营私’之类”。
北宋之际，“朋党”一度成为朝中政治论争的关键词，欧阳修呈送宋仁宗的《朋党论》一文，被视为关于古代朋党论述最著名的文献。作者一改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观念，将朋党分为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进而指称小人之朋为伪，君子之朋为真：“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呼吁君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如此“则天下治矣”。
尽管如此，“党”在传统思想脉络中的负面意涵并未真正改观。到了清代，雍正帝亲自撰写《御制朋党论》，严厉驳斥欧阳修的朋党论述：“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异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夫罔上行私，安得谓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济其同利之实。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夫人君之好恶，惟求其至公而已矣。……若朋党之徒，挟偏私以惑主听，而人君或误用之，则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为至私之事矣。”并称“今既登朝莅官，则君臣为公义，而朋友为私情，人臣当以公灭私，岂得稍顾私情而违公义？”
欧阳修与雍正的两篇名文，一主君子有真朋，一主惟小人有朋，代表了传统政治架构中官僚与君主的不同逻辑，其焦点在于朋党的本质属性究竟是“同道”“同心”之公，抑或“偏私”“惑主”之私。
在西方政治话语中，“政党”（party）与“派系”（faction）长期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古典时期的雅典城邦即以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而著称，但它们只是基于人格而非原则的派系，并非政治家或公共意义上的政党。西塞罗《论共和国》强调整体的或公共的利益，而非体现任何个别部分的利益。从词源来看，“政党”与“派系”有着完全不同的起源。“派系”源自拉丁语factio（制造）或facere（行动），表示为了把某些东西掌握在自己手里并符合自己目的而采取往往是有害的行动。“政党”源自拉丁语partire， 表示某些较大联盟的一个“部分”，进入法语后有了“分享”（partager）之意，进入英语后又有了“伙伴”（partnership）和“参与”（participation）的意思。中世纪的基督教政治学家主张整体大于部分，如果作为个体的“部分”谋求一己私利而不顾整体利益，就成了图谋专制的“派系”。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同样坚信，派系和小集团的存在会削弱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尽管从词源和意涵上看政党与派系并不是一回事，宗派是具体的团体，而政党是抽象的集合，但是当涉及现实世界时，两者往往难以区分开来。从政治实践来看，在17世纪后期英国议会围绕王位继承权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中，出现了具有谩骂色彩的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政党（political party）作为现代政治结构的一部分，则是因应18、19世纪代议制政府的出现和选举权的普及而产生的。在此之前，所谓的“派系”（faction）或“党”（party）不过是意气相投之政治人物促成的团体而已。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faction始终带有贬义色彩，party却在民主宪政的政治语境中逐渐获得了褒义意味。
萨托利关于政党与政党体制的经典著作，十分敏锐地抓住“政党”与“部分”的实质性关联，作为立论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在他看来，现代政党就其本质而言是作为国家整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不同政党之间围绕权力争夺、利益整合、政策主张展开竞争与合作，正是现代代议制政治体系得以有效运转的根本前提。及至十月革命爆发，苏俄政府成立，一种新型的政党登上了人类政治舞台，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为手段，作为国家整体（而不是整体之一部分）的列宁主义政党。由此，“作为部分的政党”和“作为整体的政党”，构成了20世纪政党的两种基本类型。
作为部分的政党，在休谟、伯克等思想家笔下得到了详细的阐发。休谟首先区分出“个人的派别”和“实在的派别”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建立在个人亲疏恩怨上的派别，通常存在于小型的共和国；后者是指建立在某些实在的意见或利益分歧上的派别，是现代世界常见的现象。实在的宗派又分为利益的派别、原则的派别、情感的派别三种类型。其中利益的派别最常见也最容易理解，原则的派别则是现代社会所特有、“人类事务中迄今为止出现的最奇特最难说明的现象”。这既是一种类型划分，又蕴含着价值判断。利益的派别就其字面意思而言即是不值得提倡的属私的存在，原则的派别则多少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伯克进一步完善了以原则来界定政党的观点，把政党定义为“人们联合组织的团体，旨在根据某种每个成员都同意的特定的原则，通过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他把政党与宗派明确区别开来，将政党描述为一种具体的功能性组织，一种基于共同原则的必要的政治联系，一种基于公共精神并值得尊重的组织形式，奠定了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论基础。自此以后，政治思想家笔下的政党论述大致不外两条思路：赞许者认为政党是共同原则的体现，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反对者认为政党是利益争夺的产物，以私利损公益，以私心害公意，是民主政治的巨大障碍。
作为整体的政党，所遵循的则是完全不同的逻辑。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描述了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最终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历史图景。宣言对共产党基本特征的描述是：“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部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关键在于，共产党不是“特殊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原则”，而是代表（无论民族的还是世界的）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从而与作为部分利益、特殊利益之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来。在参与和指导国际工人协会的革命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表达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设想：“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尽管如此，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们所参与的政党实践（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更与后来为中共创建者提供指导和示范的俄共和共产国际相去甚远。这些问题，要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革命实践家的列宁那里，才得到系统而有效的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列宁则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俄国革命的具体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落后国家社会革命进程中的政党建设理论，即先锋队理论。20世纪初，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重要著作中，紧紧围绕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实践，详尽地阐发了后来被称为“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其要点包括：党应该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这个人数比较有限但具有较高觉悟的党，是“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党应该是执行严格纪律、权力高度集中的秘密组织和战斗组织，反对所谓“广泛民主原则”，如此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无产阶级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思想一致”，这种思想一致又必须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创立“真正党的领导机构”，必须扫除“所有一切小组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必须为了这个“伟大整体”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职业革命家所组成的先锋队，应该采用一切方式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和动员，“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工厂的关系范围外面”，将“阶级政治意识”“灌输给工人”。正如马克思设想通过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消灭国家，列宁也提供了一种用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取消所有政党”的“最后的政党”或“非党的政党”观念。
简言之，在西方和中国的政治思想演进中，“党”均经历了与私利、宗派相联的传统负面意涵，向以原则和政见相区分，作为整体之一部分的现代积极意涵的转化过程。伴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又在作为部分的政党之外出现了作为整体的政党观念，二者共同构成了20世纪政党观念的基本结构，并为各国政治实践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不过，无论是从存在时间还是影响范围来看，这两种政党观念显然是不均衡的。作为部分的代议制政党观念已有数百年历史，成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作为整体的列宁主义政党观念，则直到十月革命才由理念变为现实，并进入中国知识精英的视野。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理论探索和现实努力的。
二、从甲午到辛亥的政党论述
19世纪后半期，具有现代意涵的政党概念逐渐传入中国。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人编纂的双语辞典，很早就确立了汉字“党”与英文“party”之间的对译关系。例如：1822年马礼逊《英华字典》译“party in the state”为“党、朋党”；1847～1848年麦都思《英华字典》译party为“俦类、朋党”，“of the same party”为“一伙的、同党”，“faction”为“恶党”；1866～1869年罗存德《英华字典》译“to form a party”为“结党”；1872年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译“party or company”为“群党、朋党”；1899年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译“to defend one’s party”为“袒护其党”。上述译词中不乏“朋党”“同党”“结党”等用法，但显然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没有什么关系，其所谓“结党”也并非组建政党之意。要到1908年颜惠庆编的《英华大辞典》中，才有了“political party”与“政党”之对译，这时候，“政党”早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政治语汇了。
据概念史家考察，西方政党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几个标志性文本。一是1856年上海墨海书院刊行的《大英国志》，由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据托马斯·米尔纳（Thomas Milner）所著的《英国史》译出，其中提到英国在“查尔斯第一”在位时有“朝廷之党”和“百姓之党”；又指出“查尔斯弟（第）二”在位时，“国政朝野分党：有名辉格者，野之党；有名多利者，朝之党也”。此书在文化市场上广为流布，影响深远，一直是晚清士人认识英国史的主要凭借，也是中国人知道西方国家存在所谓政党的知识起点。二是志刚、张德彝等人参加1868年蒲安臣（Anson Brulingame）使团访问欧美时留下的相关记载。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志刚代蒲安臣拟的说贴中写道：“现在英国改章，由民举官，而以前执政及办事交涉大臣，有更换之事。因民所举，有似两党，此进则彼退，无所迁就。”虽然只是简单提及，“此进则彼退”的说法确实抓住了两党制的特征。三是郭嵩焘于1877年驻使西方后，对英、法、德等国政党的观察和记录。他不仅注意到英国“多里”（Tory）易名为“庚色尔法尔甫”（Conservative）、“非克”（Whig）易名为“类布拉尔”（Liberal），法国政党分为“君党”“民党”及“中立党”，以及德国别出之“克勒里喀尔”（Klerikale， 天主教中央党），更通过观察比较得出结论：“西洋各国，议院皆分两党：同党曰铿色尔维谛甫，犹言大权当归君主也；异党曰类白拉尔，犹言百姓特权。”郭嵩焘关于西方政党的记载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理解准确，堪称现代政党概念在中国的真正开端。
甲午战败对朝野上下形成的强烈刺激，是促使政党观念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的重要转折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政党的论述开始在各类中文报刊上广为流传，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难以尽述。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关于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综合性分析与评论，如古城贞吉、罗普、郑浩、杜亚泉等人以《政党论》为题的译文或论著；二是对各国政党概况、政党制度、政党活动的介绍和报道，如《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对英、美、日、德、法、俄等国政党的介绍；三是对中国政党发展状况的观察与展望，如《中国政党历史小志》《鞭辟吾国政党之蜕化》《论我国组织政党之必要》等。
关于“党”的意涵演变及中西之别，严复于1898年发表于《国闻报》的《论中国分党》一文论之甚详：“《论语》称‘君子不党’，已以党义为非。屈原赋始用‘党人’为指斥之辞。至东汉之季，乃有党祸。自是以后，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几代代有之，而与国家之存亡相始终。仅数十年，与欧美相通，乃知西人亦有类乎党者，如英之保党、守党，法之民党、王党，日之宪政党、自由党之类，不可悉数。此等之党，与中国昔时之所谓党者不同，不过译人偶以‘党’称之耳。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成为报复之势，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以随亡。……西人之党，则各有所学，即各有所见；既各有所见，则无事之时，足以相安，及有所借手，则不能不各行其意而有所争于其间，其所执者两是，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此中西各党之不同也。”这段话的前半段阐明了“党”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负面意涵，后半段将传统、现代之异简单等同于中、西之别，显得有些草率，但却明确揭示了国人政党观念的重要变化。和传统时代与“朋党”或“宗派”相联的负面形象迥然不同，此时政党与“立宪政治”“民权政治”相关联的积极意涵，已开始在种种政治言说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甲午到辛亥，国人的政党论述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政党与朋党。朋党在国人观念中根深蒂固，西方政党概念传入中国后，通过与朋党相比较来界定政党之特质，自在情理之中。《时务报》“东文报译”栏于1896年刊载日人古城贞吉所译《政党论》，反映了19世纪末政党形象在日本和东亚的实质性变化。文中称，君主专制之世惟有“朋党蟠结于朝”，“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政党则不然。“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以竞夺权力为目的，以共同意志为基础，显然已得现代政党之神髓。不同于批判党派争权逐利、偏狭自私的传统看法，作者认为“欲把握国家权力”乃“公明正大，如日月之光昭”，“故其争政权也，必先广示政纲于天下，使国民知宗旨所在，而后与天下同人，相争于宙合也”。朋党为私而政党为公，朋党以人情相合而政党以政见相合，这样的比较，从根本上扭转了“党”在国人心中的道德形象。直到民国初年，梁启超论政党仍未脱离这一思路：“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一国有政党未必能昌盛，有朋党却必致乱亡。
政党与立宪。这一时期的政党论述，大多强调政党为民权政治、立宪政治之产物，而与专制政治相对立。前述古城贞吉译文开篇写道：“君主专制，黔首无力，国家以愚其民为能，不复使知政治为何物。当是之时，安有政党兴起哉？及文明大进，世运方转，教化浃洽，国民智慧渐起，类能通晓治体，而国家亦令国民参与大政，相与论议，于是乎政党始兴，盖必然之理也。何则？政党之与立宪政治，犹如鸟有两翼。非有立宪之政，则政党不能兴；若立宪之政，无政党兴起，亦犹鸟之无翼耳。”1900年起，《新民丛报》《清议报》先后发表署名罗普的长文《政党论》，是20世纪初国人讨论政党问题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其出发点也是把政党视为“立宪政治之产物，而与专制政治不能相容者也”。文中提出六条救国之策，“一宜使人民自知政治上之权利，二宜使人民自负政治上之责任，三宜使人民自求政治上之智识，四宜使人民自养政治上之能力，五宜使人民自为政治上之团结，六宜使人民自当政治上之竞争”，都“惟有依靠政党”才能实现，因此中国“未能有政党之实力，顾不可无政党之思想”。梁启超则视政党为立宪之前提，称“政党者，实社会初开明之曙星，而立宪政治之先河也”，虽倒转因果，但强调政党与立宪之关联别无二致。
政党与救国。甲午战败引发的国耻感和救亡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政党观念以探索救国之道的重要转折点，故政党与国家、与救国之关系，成为国人关注与讨论的焦点之一。《中国灭亡论》一文认为，“世界文明之邦”之所以能“革独裁专制之乱政，脱压抑羁绊之巨祸，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操代议监政之实权”，正因为有“豪杰之士”引导国民、养成舆论，“以结成一公党为彼野蛮政府之劲敌”，国家方能“骤至昌盛”，“此一定不拔之原因也”。而“我中国自开辟以来无党”，其“团结力遂瓦解冰判”，国家不能昌盛，“无他，惟无政党之故”。秦力山称，“天下不能一日而无政，则天下不能一日而无党”。“自古以来，未有无党之国而能不亡者”，反之，“一国有党，则政府虽亡而国不亡；一国有党，则政府虽弱而国不弱”。中国正因“自开辟以来无政党”，致使“数万万人咆哮于草昧中，所争者一姓，所死者一人，昏焉愦焉，渺不知国家为何物”。梁启超更断言，“今者中国之存亡，一系于政党发生与否，是政党问题者，实今日最重要之问题也”。
两党与多党。在认可政党为立宪之产物、救国之良方的基础上，时人多把英、美等国的两党制作为理想政党制度的范本，其理由大致在于两党相互均衡有助于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古城贞吉译《政党论》写道：“试观彼上戴万乘之君，下有二大政党，或进则群居政府，或退则伏在草野，一去一就，相与授受政权，转轴秉钧，其滑如油，不见有少阻碍，国威日扬，岂非英国立宪之政乎？”梁启超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结论是“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论政党之本性，则两党对峙，乃其正轨，而小党分立，不过其病征耳”。杜亚泉则于辛亥前夕，冀望保守党与进步党相互扶助、相互制衡，造就中国的两党制：“此二党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扶相助而皆不可缺。进步过骤，则不免流于危险，当以保守主义维持之；保守过甚，则不免流于退弱，当以进步主义调和之。若二党不失其平衡，则宪政愈形其圆满。”
总之，从甲午到辛亥的十多年间，“政党”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广为传播，成为他们观察时局、表达政见的重要视点，而另一方面不仅完全摆脱传统“朋党”的负面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和以武力颠覆政权的“革命党”区别开来，成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或立宪政治之政党的专用名称。
三、党派运动与国民运动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原则，是国家与社会、政府机构与社会内部团体及利益之间必不可少的纽带，具有代表（回应和表达党员与选民的意见）、培养和录用精英（向国家输送自己的政治领导人）、制定目标、利益表达和聚合、社会化和政治动员、组建政府等政治功能。如果说，从甲午到辛亥前后的政党论述主要在民权政治、立宪政治的框架内展开，更多强调政党的代表功能、利益表达和聚合功能；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随着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出现，知识精英的政党论述日益与“民众运动”“国民运动”联系起来，越来越多地强调政党的社会化和动员功能。而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看来，当日中国之政党在动员国民方面恰恰显得力不从心，从而难以担负救国之重任。
民国初年，李大钊即对政党和政党政治进行激烈批判，称民国政党不过“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唤汉人间，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总之，“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和此前秦力山、梁启超等人视政党为救国之良方，形成了强烈反差。不过这些批评之辞更多是因民初政局乱象而生发的情绪宣泄和道德谴责，并未从学理上展开细致分析。
1916年初，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撰写的新年寄语，集中表达了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政党观念。他在一般意义上承认政党的必要性，“人生而私，不能无党；政治运用，党尤尚焉”；但落实到具体历史情境，却称“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在他看来，真正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仅有英国而已。“英之能行此制者，其国民几皆政党也；富且贵者多属保守党，贫困者非自由党即劳动党。政党殆即国民之化身，故政治运行，鲜有隔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之营业。利权分配，或可相容；专利自恣，相攻无已”，故难以适用政党政治。这一比较，似乎又回到了以公私之别区分西方政党与中国政党的思路：英国政党为国民之化身，中国政党则是特殊阶级谋求利权之工具。进而，陈独秀将“党派运动”与“国民运动”、“政党政治”与“国民政治”相对立，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政象的基本看法——“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法国、美国、日本的国民运动，皆非一党一派所能成就。“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一方面分党派为政府党（掌握政治权力）与在野党（谋求政治权力），而与其政策主张无关，事实上消解了原则或政见对于政党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将党派放在与国民对立的位置上，前者以夺取或行使权力为目的，后者则以社会进步为己任。由此，政党在他笔下呈现为偏狭自私的负面形象，而与国民所蕴含的公意色彩形成对照。
此文对政党的负面描述，引发曾任民国首届国会议员汪叔潜的不满，汪致信杂志社为政党正名。汪氏承认“吾民政党之观念，极为薄弱”，但强调正因如此，尤须大力提倡政党，而非将其一笔抹杀。陈独秀以政党为私，汪氏则以政党为公：“二十世纪之民族，独立精神，与团体精神，并行不悖者也。团体精神之最大者，则若国家主义，团体精神之散见于各方面者，则党派是已。党派之纯粹以公共利害为基础者，则若政党。党派之以一部分利害为基础者，则若工商以及凡百职业，亦莫不各有其党。”陈独秀主张以国民运动代替党派运动，汪氏则强调二者的关联性：“愚则以为国民运动，与党派运动，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国民运动之迹不可见，即见之于党派，凡党派之运动，即国民之运动也。……苟其人而欲有所运动，虽欲与党派不生关系，不可得也。”陈独秀告诫青年“勿囿于党派运动”，汪氏则号召青年“勿再空抱高尚之理想，而群热心于政治，以期养成一二健全之政党”。
陈独秀在回复中部分接受汪叔潜的意见，却又进一步阐发“国民总意”与“各党策略”、全体舆论与“党见舆论”之别。“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策略，非其比也。盖国家组织，著其文于宪法，乃国民总意之表征。于此等根本问题，倘有异见，势难并立。过此以往，始有政见之殊，阶级之别，各树其党。即政党成立以后，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
不久，陈独秀发表著名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更对党派政治深表失望。文中回顾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接触与冲突的七个阶段，呼吁“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其中多处提及“党”字：“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尼之，遂有戊戌之变”；“当世所诧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顽固党当国，并此肤浅者而亦抑之”；“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守旧党”“顽固党”“党人”，无不具有贬义色彩。“第以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虽对共和宪政仍持肯定态度，却强调共和宪政不可得之于党派，只能出于多数之国民，立论重点实已由“立宪政治”转移到“国民政治”上：“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
不过，陈独秀虽对党派运动和政党政治表示不满，却并未无条件地反对和批判政党。与国民运动、国民政治相比，他是贬斥党派政治的；和儒家思想、官僚政治相比，他则仍然肯定政党的积极意义。例如，他在批判孔子之道时写道：“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他这一时期发表的多篇时局观察，也从不同角度论及政党政治，并对国民党、进步党给予某些肯定和期许。1917年3月论对德外交，希望国民党“拥护与本党党义相同之内阁”及“尊重与本党党义相同之敌党”。6月论中国政局，称国民党“以革新先觉自命，倾向平民政治、自由主义”，与“纵此骄兵叛将，为害遍于中国”的北洋系截然不同，主张国民党人对于进步党人“应有相当之敬意”，进步党“亦应有根本之觉悟”。次年7月论武力政治，“主张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的办法，又赞成一党组织内阁的梦想”，呼吁各党派应有“容让敌党执政的雅量”。
概言之，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陈独秀已对以代议制和选举制为基础的西式政党政治产生怀疑和不满。他不再强调现代政党以原则相区分作为整体之有机组成部分的公共属性，转而将其与传统“朋党”“派系”概念中偏狭自私的消极意涵重新联系起来，批评政党缺乏公心与雅量而入于党争。也不再把政党看作立宪政治的产物或前提，甚至不把立宪政治本身看作中国政治之理想；而是以“国民政治”为参照，主张由“党派运动”向“国民运动”转化。可是，该如何克服党派运动和政党政治的弊端、如何实现国民运动和国民政治之目标呢？要到有了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的“知识指导”，陈独秀才能给出清楚的答案。
四、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广泛和迅速的传播。“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次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专制政治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革命者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也使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有意义”。因此，十月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过，建党先驱们深入了解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并尝试“以俄为师”创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却是1920年春以后的事情。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关注、介绍和宣传俄国革命的无疑是李大钊。早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之际，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不同：后者是“对于君主政治、贵族政治而革命”，前者则是“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李大钊对俄国革命历史意义寄予厚望：“今以俄人庄严璀灿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
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于1918年接连发表多篇介绍和评论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俄国革命则“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庶民的胜利》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BOLSHEVISM的胜利》介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这些文章，“代表着中国先进分子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的良好开端，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新的觉醒。”但是细读文章内容，更多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呼唤和期待，至于“革命的社会党”应该如何建立、如何组织、如何开展斗争，作者并未深入讨论。实际上，十月革命爆发后的一、两年间，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和译介相对较多，对十月革命本身和革命后苏俄现状的了解却比较有限，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著作传到中国的也很少。
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推出马克思研究专号，刊发了近十篇与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相关的文章。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本期和下期连载，全文长达两万六千余字，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文献之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历史论或社会组织进化论）、“关于现在的理论”（经济论或资本主义经济论）和“关于将来的理论”（政策论或社会主义运动论）三个部分，并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学说的神髓，与辛亥前后和新文化运动初期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一般性介绍相比，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专号并没有一味赞扬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确实将其当作一种“学说”加以“研究”，其中多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持有明显的批评立场。例如，顾兆熊在《马克思学说》中批评唯物史观忽略了“民族的特性”和“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事实”对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批评“赢余价值论”不过是一种“纯粹思想的抽象”，批评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把极为复杂的阶级状况简单化了，直言马克思的学说“包含许多的错误”，认为它对现代经济的批评和解析固然可贵，其“抽象的构造与偏狭的推测，却是不与事实真象相符”。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则从经济论、唯物史观、政策论三个方面，逐一介绍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意见，并引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表达了不要将马克思主义当作绝对真理的观点。因此，这期马克思研究专号还算不上《新青年》同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这一、两年间，陈独秀一边宣告立宪政治和政党的终结：“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20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一边预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来临：“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的“本志宣言”中，他既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政党”一词：“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又在代表有产阶级利益的意义上使用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但是直到1920年上半年，陈独秀也和李大钊一样，虽然主张和呼吁“社会主义”“共产党”“社会改造”，却没有阐明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进行社会改造。
至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关注政党问题的时间都要更晚。查阅《毛泽东早期文稿》，他在1919年7月才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首次提及马克思，仅仅是说民众联合以后，以马克思为首的一派主张“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对付贵族资本家。这年9月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列出了多达71项待研究之问题，却只字未提政党或政党政治，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者也仅有“（十八）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与“（二一）俄国问题”两项。据毛泽东自述，他是在读到《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后，于1920年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直到当年11月，毛泽东发表的政论文章还大多主张创建“湖南共和国”，实行“湖南自治”，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密集讨论和宣传，而基本没有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9月5日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及列宁和十月革命，称赞列宁“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可是又表示中国还无法实行这样“澈底的总革命”，而“只能由分处下手”，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不久又对西方朝野两党的制度表示赞同：“不论那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要到1920年底、1921年初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毛泽东才明确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革命炮响到建党先驱们深入了解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一般性地介绍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到积极探索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理念并以此指导中国的建党实践，大致发生在1920年春夏之际。发生这种变化的重要契机是“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入中国。该宣言由苏维埃政府以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L. Karakhan）的名义于1919年7月发表，完整标题为《致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其中表示要把原沙俄帝国从中国掠夺的权益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从而以最明确的方式向中国知识分子表明了俄国革命的精神。宣言的详细内容于1920年3月底、4月初才传到中国，使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关注迅速高涨起来。
五、以俄为师的建党主张
从1920年春天开始，中共的建党工作在实践层面、观念层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实践和组织层面，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人于5、6月间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陈公博等人在广州，董必武等人在武汉，毛泽东等人在长沙，王尽美等人在济南分别开始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在观念和宣传层面，则以9月《新青年》的改版重刊和11月《共产党》月刊的出版最为重要。
《新青年》在1920年5月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后短暂休刊，至1920年9月1日重新刊行第八卷第一号，在封面设计和内容上都有显著变化，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宣传阵地，也成了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事实上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于该期发表两篇文章。《谈政治》一改几年前不介入政治的立场，表示“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并批评“马格斯修正派”忘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对于时局的我见》对国家、国民、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作了新的阐述。“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欢喜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在这里，国家和“国民总意”是具有道德优势的整体，阶级是范围甚广的部分，党派/政党是范围较窄的部分。文中接连使用“吾党”一词，既有同仁的意思（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一群人），也有组织的意思（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建立的实体组织）。
该期杂志在内容上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开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当期刊载三篇译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张慰慈译）、《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李汉俊译）、《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李汉俊译）。之后每期都有若干与俄罗斯相关的译文，至1921年4月第八卷第六号为止，共发表32篇。其中第三号（1920年11月）、第四号（1920年12月）、第五号（1921年1月）尤为密集，发表篇数分别达到6篇、10篇、9篇，且三期为每月连续刊出，也即在短短三个月内集中发表了25篇俄罗斯研究专栏文章，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苏维埃俄国的革命简史、政治结构、列宁生平、劳动组织、社会教育、经济政策、女工问题、军队问题、文艺问题、性别问题等，以及罗素等名人对俄罗斯的观察和评论。自第三号起，该专栏所有文章均译自苏俄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机关刊物《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周刊）。俄罗斯研究专栏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引起陈望道、胡适等同人的不满及关于办刊宗旨的争论。胡适直言，“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主张“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陈望道“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陈独秀自己也坦言“《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
就在《新青年》改版前后，蔡和森从法国致毛泽东两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以及共产国际的基本情况，并明确提出以俄为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8月13日的信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四种利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党”（另三种为工团、合作社、苏维埃），其名称可以是社会党或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和“神经中枢”。谈到要在中国建立的党组织，则径称为共产党，“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信中写道，“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并提请同志注重“无产阶级专政”（针对“中产阶级的眼光”而言）和“国际色彩”（针对“国家的色彩”而言）两点。关于党的社会基础，主张“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
9月16日的信内容更丰富，包括以下要点：其一，介绍布尔塞维克的入党条件为：“（1）二人介绍于地方支部。（2）入党的实习所受训练三月，作为后补入党之期。（3）实习所的指导员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到共产主义的生活上来，并令他到共产主义的学校去听讲。（4）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5）如指导员认训练未成熟，须再受训练三月。（6）然后具愿书三份，须守党的‘铁的纪律’。”进而指出，“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其二，介绍俄共（布）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党内设宣传运动部、组织教育部、调查统计部、义务劳动部等机构；简述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经过，从中提炼出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党员绝对服从党组织；党组织通过党员实现对各机关的控制等基本特征。其三，介绍共产国际成立的基本情况，强调各国党只有改名为共产党并排除右翼的改良派、爱国派、中立派、入阁派方可加入；介绍了美、英、法、德、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印度、土耳其、高丽等国共产党的概况。其四，以俄共为参照，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将两封信的内容与后来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和“二大”通过的章程相对照，不难发现它们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有显著的相似性。
由此可见，中共创建者们认识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各有特色的。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最为系统和深入，尤其侧重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陈独秀往往从时局观察入手，在国家、阶级、政党及国民运动的视野中表达马克思主义主张；至于深入探究列宁主义建党思想与实践，并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案，蔡和森的贡献则更为显著。在很大程度上，这两封信应视为中共创建者们拓展政党观念、理解并效仿俄共组织结构的核心文本之一。正因如此，尽管蔡和森没有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直到1921年底回国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却被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党创始人之一”。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共产党》月刊。陈独秀执笔的“短言”写道：“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从中可以概括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俄国式的党（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社会主义的党（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阶级斗争的党（用革命的手段、阶级战争的手段）；阶级专政的党（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反对民主政治、代议政治的党。此文篇幅仅数百字，对列宁主义建党思想的介绍远不及蔡和森详尽，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的设想也停留在抽象层次，但是作为中共创建者明确阐发政治主张并且公开发表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宣言的性质。
至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共刊出6期，发表文章一百余篇，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列宁著作及国际共运相关文献的翻译，包括《国家与革命》（节译）、《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美国共产党宣言》《美国共产党党纲》等；二是关于列宁生平、俄国革命以及革命后苏联现状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介绍，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为列宁》《劳农制度研究》等；三是对各国社会党、共产党及劳工运动的报道和评论，主要放在“世界消息”栏目。其中翻译文献的主要来源，仍是来自美国的英文期刊，除了前述《苏维埃·俄罗斯》周刊外，还有美国社会主义期刊《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美国统一共产党党刊《共产党》（The Communist）等。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以及《新青年》的改版和《共产党》的创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已经实质性展开。有了这些最直接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便水到渠成了。
六、结语：主义型政党的诞生
在1920年底至1921年初关于《新青年》办刊方向的讨论中，钱玄同主张“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以免“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此时的陈独秀，却已找到了前行的方向：“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半年后，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发表一篇题为《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的随感，表达了此时他对政党问题的新看法：“凡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之团体”皆为政党，政党是现代政治必不可少的组织部分；政党分为“有产阶级的政党”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前者往往“造谣、倾陷、贿卖、假公肥私、争权夺利、颠倒是非、排斥异己”，中西皆然；“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从“国民运动”转向“政党改造”，从“有产阶级的政党”转向“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陈独秀已完成了政党观念的结构性转型。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该期杂志的出版日期为1921年7月1日，正是后来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建党纪念日。
揆诸中国与西方政党观念的演变过程，大致都经历了基于利益的朋党（宗派）、基于原则的部分党（近代西方政党）、基于主义的整体党（列宁主义政党）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正是建党先驱们政党观念转型与政治实践探索相互激荡的结果。从19世纪后半期到十月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笔下的政党通常是指代议制的政党，理念上与共和、立宪相联，制度上与选举、国会相联，其核心特征是“部分”，即特定政党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共同推动政治运行，维系社会稳定。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准备。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共创建者们所接受、服膺并引为奥援的理论武器，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更是具有鲜明俄国色彩、列宁色彩的“布尔什维主义”，后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的阐发与实践。中共创建者们由此实现了从作为部分的代议制政党向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观念转型，其建党实践也由此获得了必要的知识资源和理论指导。
甲午战争之后的30年，见证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急剧变迁，政治观念转型的“主义时代”、政治主体转换的“群众时代”、政治实践革新的“运动时代”，都在这一时期联袂降临到近代中国。将这三者有机整合起来的，便是以“主义”为引领，以“群众”为基础，以“运动”为手段的新型政党。就其目标而言，它是革命型政党（在体制外以武力方式夺取政权）而非宪政型政党（在体制内以选举方式竞逐政权）；就其功能而言，它是整合型政党（动员和教育群众而不仅是回应他们的要求）而非代表型政党（为获取选票而迎合民意）；就其结构性特征而言，则是干部型政党（以受过训练的职业政治精英为中心）和群众型政党（以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为中心）的结合。
思想史家敏锐地指出，“主义”与“组织”是中国现代思想转型的两个核心元素。五四运动激发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要“救国”必须“唤醒民众”，于是“知识分子的精干运动”逐渐扩大为全民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则尤其需要领导与组织。五四知识分子思想中存在显著的“两岐性”，他们一方面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自己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在国难和救国的迫切要求下，近代中国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旋律，一是群体化、组织化，由“群”而“社会”、而“团体”、而“党”；二是寻找一种义理（“主义”），逐步将其扩展为包罗一切的中心思想。观念上寻找一种“主义”，实践中寻找一个“组织”，可以说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然而，并非所有的“主义”都能引领时代潮流，更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只有将“主义”与“组织”有机结合起来，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方能成就近代知识精英唤醒民众、救亡图强的理想。如所周知，这种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
推荐语
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政党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新鲜事物，对其认知呈现出从朋党到代议制政党、再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转变。政党观念的转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联系密切。时值建党百年纪念日，特推此文，从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互动的视角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政治学人编辑部）
责任编辑：杨明
一审：班允博 二审：王智睿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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